现代奥林匹克体育场的诞生——2020年国际奥委会旗下奥林匹克频道(Olympic Channel)策划发起了“你最喜欢的奥运体育场”投票活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主体育场“鸟巢”最终胜出； 近日引起热议的——重建于1964年东京奥运会主场馆旧址(国立竞技场)，由隈研吾设计，其灵感来自法隆寺宝塔的屋顶木构。
现在，我们打开屏幕观赏各地专业级体育赛事的时候，宏伟壮观的现代化体育场馆似乎已经成为了其中标配。作为全球最受瞩目的体育盛会，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主场馆建筑设计自然也是热门话题，全世界都好奇于主办国对这一西方经典的新的演绎。实际上，当下我们所习以为常的现代化奥林匹克体育场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史，其设计的变迁关乎奥运传统，也关乎文体相关产业的发展以及国际局势的变化。今天，让我们一起游览20世纪上半叶的奥林匹克体育场，看一看它们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浪潮中传承了什么，又改变了什么。
19世纪末，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于顾拜旦的倡议下开始得以振兴并日渐发展，以满足各种体育运动的需求及观众们的期望。但是，奥林匹克体育场在其中所占据的中心地位却鲜有变化。它们从两个维度呈现为一项明确的遗产：一方面，体育场在基础设施的角度提供了物质遗产；另一方面，它们为奥林匹克运动和主办城市塑造了形象。
本文旨在检视奥林匹克体育场在20世纪上半叶的概念，尤其希望探寻后续历届奥运会如何将往届体育场的设计经验作为基础，成为长期重复却又不断发展的遗产的一部分。由于“现代奥运会是现代性复杂的遗产”，我们将借助奥林匹克体育场来探索奥林匹克运动本身不断发展中的定义和革新。
从19世纪末开始，关于奥林匹克体育场外观的理论思考就已经存在了。1896年的奥运会在雅典一处重建后的古希腊体育场遗迹（帕纳辛纳科斯体育场Panathenian Stadium）内举行。这个体育场形状细长，对参赛者来说不甚理想。然而它的形状和白色大理石材质突显了会场的荣耀与尊贵。
图/举办了首届现代奥运会的雅典大理石体育场(又称帕纳辛纳科斯体育场，泛雅典娜体育场)以白色大理石经雕琢打磨后铺砌而成，整个场馆呈“U”形，正北面是大门，其余三面全都是看台，可容纳约80 000名观众。今天，该体育场已面向游客开放，但仍是世界上唯一一座全部用大理石兴建的大型体育场。来源：Tripadvisor
紧随雅典奥运会之后，1900年在巴黎举行的第二届奥运会却没有设置体育场，奥运会的运动基本都在自然环境下进行。1904年，在圣路易斯举办的奥运会中，情况相较而言好转了许多，至少它为参赛者们提供了一个体育场。因此，顾拜旦强调了拥有合适的体育场对未来举办奥运盛会的重要性。
图/1900年巴黎奥运会使用了原法国俱乐部跑马场的椭圆形跑道作为主会场，仅够容纳500位观众。跳远比赛在场的草坪上进行，沙坑是运动员自己动手挖的；跨栏的栏架是临时用树枝拼搭而成的；标枪、铁饼等投掷项目也是在草坪上举行的，草坪上有许多树木，如果碰到了树枝而影响了成绩，那只有自认倒霉了。
图/1904年圣路易斯奥运会使用乔治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的佛朗西斯体育场(Francis Field)作为主场馆，拥有19000个座位，同时可容纳观众4万人，但看台无顶棚，观众只能在炎炎夏日里暴晒。
《奥林匹克宪章》的核心是“奥林匹克主义”思想，这种人文哲学调和了复兴后的奥运会的文化构架，并引导了奥运会配套的庆典仪式内容在随后几年稳步积累的发展。出于这个原因，顾拜旦十分希望奥运会中的一部分可以在古罗马的遗迹内举行。因此，在20世纪初，当体育运动日益成为一种奇观时，顾拜旦则认为这些体育场太多太大，且成为了体育运动偏离的一种表现。毕竟，国际奥委会的主旨是促进体育运动的实践，而非被动地观看体育运动。
然而，顾拜旦的理想主义态度与当时的观赏性体育运动发展并不一致。事实上，随着奥林匹克运动的壮大，对体育及体育场馆发展的理想主义愿景需要与现实生活中的社会和经济预期相适应，于是体育场馆被期望容纳尽可能多的观众。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从1908年开始得到了合宜的庆祝，当时在白城(White City)为伦敦奥运会专门建造了体育场，即大体育场(the Great Stadium)【译注：又称为白城体育场(White City Stadium)】。作为奥运会竞赛和庆祝典礼的合适场所，白城体育场足够宏大壮观且令人过目难忘，它拥有一条跑道、一条自行车赛道，甚至还有一个100米长的泳池，场地空间能够容纳9.3万名观众。体育场的建筑风格及材料体现了当时典型的“工业”建造技术，其中以钢筋和木材为主要材料，混凝土仅用于自行车道。尽管白城体育场为奥运留下了“相当可观的遗产”，但后来由于逐渐跟不上现代观赏性体育运动的发展需求，于1985年被拆除。
图/1908伦敦奥运会白城体育场俯拍。除了煤渣跑道之外，在场地中心还有一个体操场，以及外围周长666.66米的自行车道。游泳池的建造使游泳比赛摆脱了以往在河海或人工水池中进行的困境。
白城体育场对之后几年内建成的主要体育场的设计产生了很大影响，例如在1913年启用的柏林德国体育场(Deutsches Stadion (Berlin))，原本是为1916年奥运会所建设。尽管该届奥运会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取消，这座体育场仍然被视为是德国最重要的体育场，并且持久留存的，不仅是对之后的体育场馆设计的影响，更左右了尤其是1920年代的相关城市规划。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包括奥运场馆在内的体育场馆，其设计都不再遵循雅典的古迹或大型的伦敦风格体育场。体育场的椭圆型造型在1920年的安特卫普、1924年的巴黎和1928年的阿姆斯特丹的奥林匹克运动场中得以保留，但在1920年代到1930年代的发展过程中，游泳池脱离了体育竞技场成为独立场馆。
图/1920年举办奥运会的安特卫普奥运会体育场(Olympisch Stadion (Antwerp))。这座能容纳3万观众的体育场，在奥运史上第一次采用了周长为400米的跑道。跑道上铺设的煤渣质量欠佳，比赛期间导致场地积水，因此多数项目的成绩不佳NG体育娱乐。
图/1924年巴黎奥运会主场馆科龙布运动场(Olympic Stadium of Colombes)，体育场看台的承重墙是朴实的涂灰泥的石建构造，没有附加任何装饰。
图/举办了1948年夏季奥运会的阿姆斯特丹奥林匹克体育场(Amstredam Olympisch Stadion)。周长400米的田径跑道自此成为了奥运会的标配。
20世纪初开始，体育场从经济的角度逐渐被视作大众娱乐场所。国际奥委会对此表示鼓励，并认识到地方（地区或国家）在经济领域的雄心对奥运会的促进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利益的对体育场馆本身也产生了影响。尤其是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始，奥运场不再仅是展现精湛建造工艺的运动场地。奥运场脱离了“工业”风格工程的概念，渐渐被视为一种建筑形式的宣言，有时还会遵循将民族主义与崇古相结合的意识形态。
1932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不仅为奥林匹克运动，也为这座城市本身树立了一个新的里程碑：奥运会的扩张和经济的成功相辅相成，并自此以后携手共进。1932年的奥运会是“城市营销”的第一次成功实践，也是一座都市在城市发展方面的雄心壮志首次满足了国际奥委会的全球化抱负。
洛杉矶体育场(the Los Angeles Coliseum)【译注：又名洛杉矶纪念体育场，联合航空纪念体育场】的建造曾被寄予提升一战后洛杉矶知名度的期望——当时的洛杉矶还远非美国的领先城市——并促进当时正在衰败的旅游业的发展。它被建筑师约翰·帕金森(John Parkinson)设计为古典主义风格，由混凝土建造，是美国当时最大、最昂贵的公共体育场。直至今日，该体育场仍是洛杉矶跻身国际都市的独特地标。
图/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体育场，造型近似古罗马竞技场，设备完善，宏伟壮观，场地看台可以容纳10.5万名观众，即将成为世界上唯一举办三届夏季奥运会主场馆的体育场(1932，1984，2028)。
图/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修建的奥运村规划造型与体育场十分相似，比1924年首次建设的奥运村拥有更完善的基础设施，是现代奥运村的原型。
此外，媒体的发展也强化了奥林匹克体育场作为奥运会宣传的展示元素的重要性。摄影及摄像技术的进步，对奥运会视觉形象提升和“售卖”比赛项目的重要性提升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图/ 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首次实现了电视转播。当时，电视台及广播公司可以免费转播奥运会，直到1956年国际奥委会通过相关的知识产权法律与之展开博弈，奥运会的电视转播权才进入收费时代。来源：
图/1936年柏林奥运会录像的截图，火炬手沿着主体育场的大理石台阶奔向主火炬台。这也是现代奥运会举办的首次圣火传递。来源：
对顾拜旦而言，体育运动是促进国际和平与友谊的工具，且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奥运的核心内容。第一届奥运会及其体育场馆几乎没有揭示奥运会本身的身份；它们更多是关于国际奥委会的社会身份，其中的成员是来自于精英社会、并接受了关于古典历史及文物古迹教育的男性。然而，奥林匹克意识形态的影响范围远大于摹古。正如马克迪尔森(Mark Dyreson)指出的，“在国际大都市巡回举办奥运会的做法，是从世博会的传统演变而来的，而非仅在希腊奥林匹亚举行的文物古迹模式”。它必须在“现代性”的庇护下拥抱大众时代，并展现西方世界的科学进步。
因此，作为奥林匹克运动场的建筑表现了奥林匹克运动同时拥护进步与保守主义的不安处境。1912年的斯德哥尔摩奥运场(Stockholm Olympic stadium)就是一个例证，它同时包含了现代(混凝土)材料和传统(石灰花岗岩和砖块)元素，为体育场塑造了坚实牢固的观感。
图/举办了1912年奥运会的斯德哥尔摩奥运场，场馆看台呈斜坡形，可容纳观众3万人。场内安装了电动计时器和终点摄影设备，由于计时准确，使得田径赛中的一些优异成绩被国际田联追认为所属项目的第一个正式记录。
到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体育基础设施的品质变成了国家声望的晴雨表，尤其在欧洲，建造“国家体育场”的趋势被确立，且常常与奥运会的申办紧密结合。
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体育场可能就是个极端的例子。虽然纳粹与庆祝国际友谊的全球化体育盛事在意识形态上并不协调，但包括希特勒本人在内的纳粹高层很快意识到，举办一场演出并将奥运会作为政权的载体，能够为纳粹运动提供最大化利益。
首要的是，这次的奥运设施将会是有史以来最庞大及最完善的，并且将成为奥运会和体育场建造历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体育场是奥运会成功的关键——也是政权成功的隐喻。柏林体育场最终微妙而倔强地融合了对古典的致意、现代技术的利用以及纳粹主义。奥运公园内的建筑和设施据说是受到了希腊奥运会模式启发，主体育场和其他中心场馆都由混凝土建造，但外挂了纪念物风格石材：虽然混凝土对意大利法西斯分子而言代表了现代性和创新，但纳粹德国却拒绝用这种材质表现建筑，因为这与他们对“土(Soil)”和自然的赞美在意识形态上发生了冲突。[1]
图/1936年柏林奥林匹克体育场全景。场馆建设耗费了巨额资金，用花岗石、大理石等兴建了一座能容纳10万人的大型运动场。体育场在钢筋混凝土结构上涂覆了壳灰岩粉,其椭圆形看台在西侧马拉松大门处分开直通五月人民大会广场。
图/1998年，柏林奥林匹克体育场的存废问题曾引发争论，当局最后决定保留该场馆，并于2000年进行重建。图中为重建后的体育馆。来源：Wikipedia
之后，德国有机会于1972年在慕尼黑再次举办奥运会，这自然也是一个让公众对“柏林奥运会”记忆翻篇的机会。慕尼黑的奥运场特别采用了与柏林奥运会完全相反的通透轻盈的风格，代表了西德的开放。
图/1972年德国慕尼黑奥林匹克体育场，半透明的帐篷形棚顶效仿了阿尔卑斯山的形态，象征着和绿色奥运的理念。来源：Wikipedia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奥运会暂停举办。1940年和1944年的奥运会均被取消，导致12年间没有新的奥林匹克体育场建成。国际奥委会选择伦敦作为1948年奥运会的主办城市，其中的关键因素是为1924年大英博览会而建的温布利体育场(Wembley Stadium)。在成为大英帝国成就的象征之后，温布利体育场如今被视为奥林匹克全球友谊的象征，场馆的设计也符合了这种双重身份。
作为融合了物质性与象征性的建筑遗产，20世纪上半叶的奥林匹克体育场记录了现代奥运的重要起步与转折。在战争频繁的时期，这项赛事曾被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视为和平、进步的希望之光。然而，奥运会无法仅仅成为对理想运动精神的宣扬，奥林匹克体育场也远非单纯的运动场地，而是同时成为了城市形象与国家实力的象征。随着科学技术和体育事业的发展，在体育场变得更壮观、更豪华的今天，顾拜旦在一百年前提出的问题或许值得我们再次思考——这些高大上的运动场馆真的使更多人亲身实践体育运动了吗？在追求更高、更快、更强之前，团结、友好、和平、公正的原则是否得到了贯彻？
作为西方古典文化的代表之一，奥林匹克一词在现代化的工业发展和消费主义浪潮中被重新演绎，在大众化的同时也走出了西方世界。1964年，日本成为首个举办夏季奥运会的亚洲国家，而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更是为无数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奥林匹斯的光芒照耀在更广阔的山河风光中，全球多元文化之间的交流也成为了奥运精神传承生长的养分。这些赛场迎接了不同肤色和性别的人群，在此奋勇争先，恪职工作，或是呐喊助威。无论何时何地，体育运动所象征的都应该是对顽强生命的赞美，对和平与公正的不断追求。
[1] 血与土(德语：Blut und Boden)是一个德国种族意识形态，指民族的生存依靠血(民族的血统)和土地(农业生产的基础)，同时也强调了农业的重要意义以及农村生活的美德及传统价值。这一论点起源于19世纪末的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是纳粹意识形态的核心组成部分。